文章来源：亦来云创始人陈榕（根据录音整理）

6月11日，亦来云书友会高考专题的第一讲。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亦来云创始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77级的陈榕，给大家做《透过人生，看高考，说教育》的分享。

陈老师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创业者，他的求学教育之路也非常有启发意义。陈老师一直致力于操作系统研究35年，回国创业近20年，令人佩服。他早在1977年就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这种前瞻性的眼光更值得我们，尤其是目前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同学们关注和学习。

清华毕业后读研出国，又放弃了博士学位进入微软工作，这中间也有很多传奇故事。这次分享前面45分钟，陈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的经历，后面15分钟提问环节，大家可以认真听，积极问，我相信陈老师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大家做最走心的分享。下面就欢迎陈老师正式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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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榕。我1977年高考的时候报了电子工程系，本来是想学无线电的。我中学时代喜欢自己装收音机，在农村插队时也帮老乡们修理收音机。

但文革后期清华的无线电系搬到四川绵阳，电子工程系其实是计算机系，我并不知道。我以为电子工程系就是雷达、无线电，结果电子工程系是计算机系，那么阴错阳差我就进了计算机系。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的情况。

我75年高中毕业，后来76年过完春节以后，作为知青（知识青年）去到北京的永丰乡亮甲店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文革后期，农村生活很艰苦，太阳出来就要下地，太阳落了才能收工，午餐加午休大概两小时。大家知道北京的夏天大概六点钟不到天就亮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地里干活了，等到将近天黑，大概已经七八点钟了，回到宿舍已经累的东倒西歪，吃完晚饭大部分人就吹会儿牛逼，抽根烟就睡觉了。

去农村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读50页书。 当年在农村没有什么书可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借不到书，每月回城一次，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比如说读了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等苏联小说，翻译非常差，几乎就是不可读，干一天活回来已经非常累，书又生涩，所以只好就站着读。坐下读着就睡着了，所以就站着读，读了第二句，第一句基本就忘了。

后来生产队长觉得我干活挺主动自觉的，就分配我去喂猪，每天夜里十点、凌晨两点喂两次猪，白天醒了就在猪场帮忙干杂活，卖猪、配猪、运猪食什么的。

这样一来，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时间读书就有了保障，读了老舍、三言两拍等短篇、也读了关汉卿、汤显祖等元代剧本脚本，后来又把红楼梦、水浒传等重读一遍。不管怎么样，我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并不知道将来会有高考。

后来，突然 1977年8月正式宣布要恢复高考。那阵子大部分知青看不到前途，已经放弃学习了。可是我正好在之前一直就坚持每天读50页书，所以语文、时事什么的还算跟得上。

听到要高考，我就回家去准备复习，母亲也把我拉到她教书的中学去补习。补习老师现场出了几道很简单数学题，比如说怎么开根号。插队两年我已经忘了怎么开根号了，所以没做出来，然后老师就跟我家长说这孩子也太差了，就给出了一千道题，让我回家做练习，做了三道我就想起来了。文革中父母都分别去了五七干校，天天提心吊胆怕挨斗，也没注意我的学习成绩。

我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当时叫京工附中）上过三年初中、两年高中，文革期间中学就是五年学制。我曾经创过两个学校记录：一个记录，五年十个学期，期中期末20次考试，虽然文革时教的很简单，我所有数学考试都考满分了。我另一个记录就是我初中毕业初三的时候，考了七门课，我七门课都满分了，所以自己吹个牛逼，曾经是一个“隔壁家”的好孩子，可惜家长从来没夸过。

再讲开根号开不了，然后老师就给我出了一千道题。我开了三道我就会了，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驳老师和母亲的面子，一千道题我做还是不做？

我觉得高考补习浪费时间，推说农村离得太远不方便，就回家自己去复习了。那时候村里知识青年大部分都回家了，想高考的、不想高考的，反正有个借口回家歇着。因为8月听说恢复高考，9月在农村就要三秋收稻子了，缺劳动力，所以亮甲店大队书记就说：谁如果不回来干活，就不发准考证。那天早晨我们村一个知青就骑车两小时到我家，叫我赶紧回去：你要想高考，那你就必须回村，要当天中午12点到村大队部报到。我就赶回去了，结果全大队几十个回城复习的知青，只有我一个人回去了。

那个时候亮甲店村分四个生产队，我在的后街三队大概有男女老少360多人口，1949年以后到1977年，大概将近30年了，这个村只出过两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当然这个大学生后来就没留在村里，留在村里的人只有两个人有高中文凭，生产队长王启贵和电工王福。

王启贵是文革前老高三，基础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有点天赋，记得三国演义里边讲过什么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王启贵就能把农业科技的书看两遍以后就背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人还真能过目不忘，我反正是做不到。

王启贵当生产队长，他老婆是1965年的北京知青，那时已经回城在工厂工作了，带孩子在厂里住。他一心为公，因为怕老乡半夜偷生产队粮食，就随机在场院稻子麻袋中间睡觉，或者在村边墙根底下睡觉，神出鬼没的，吓得村里老乡们半夜不敢出门偷东西。

我跟王启贵走得比较近，因为他是老高三，学习好，我学习也不错，俩人有一些共同语言。他不在家住，让我去他家住，我也乐得不在知青宿舍复习，免得打扰其他知青休息。

听说可以高考了，王启贵也想复习高考，他问我借复习材料，我们也一起讨论过作业。但他太爱吹牛了，还没复习几分钟，他就开始天南海北吹上了，令我叫苦不迭。幸好没几天，大队书记通知王启贵，不许他参加高考，因为村里还真离不开他这么个既有文化，又大公无私的小头目。一年后公社送王启贵去日本访问，在日本农民家生活一年观摩水稻种植，当然这是后话。

白天在我在村里继续参加三秋收稻子，晚上的时候复习高考内容，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我就跟王启贵抱怨说复习不完了。他说：我看了所有大队这么多知青，只有你一个人能考上大学，别人都是想偷懒，我保证你能拿到准考证，你回家吧。

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这个他，真的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他是农民，又是大队、公社红人儿，他说一定能给我拿到准考证，我就信了。我回家安心复习了一个月，当时是77年10月多了，高考是12月初，所以我就基本上11月在家复习。

1977年北京地区高考，之前十年没有高考了，积压了大概二十万考生，当然更多人在蹉跎岁月里荒废了。物理化学共一百分，我物理满分，化学笔误把“甲醇”写成“乙醇”，扣了两分。数学一百分，解一元二次方程忘了个负号，扣了三分。语文一百分，知识、作文各50分。知识部分考了“盘桓”俩字儿，似乎之前不知道。

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开始有点懵，想写篇励志雄文，写了一页纸，不满意撕了，突然心慌意乱。长呼一口气，重新开始，平铺直叙讲了个养猪的故事，顺手写了一两个从农民那儿贩来的笑话，一直写到教室铃响，也差不多正好收笔，侥幸逃过一劫。政治一百分，分低点儿，毕竟虚头八脑的，好在中学背来的补习材料还算顶用。五门课400分，我考了359.5分，北京市前一百名之内吧。那年招生录取率是3%左右，大学录取线是260分，清华录取线是320分。北京所有高校最高分学科分别是清华计算机系、北大物理系，都是340分。

我幸运地进了清华计算机系。

我再讲一个故事，王启贵不是说给我放假一个月复习嘛。我们的考场是海淀区温泉中学，我住在北京魏公村外国语大学校园里。因为很多外国语大学的子弟都在永丰插队。两天高考时，外国语大学就派了一辆大巴，把我们所有外院考生一块儿拉到了温泉考场，傍晚大巴车路过我插队村边的时候并不停车，所以我当天下午高考完了又被拉回到外国语大学。考完到家已经晚上了，我没办法再回到村里。

我第二天早晨回到了村里，王启贵就跟我发脾气说：让你复习一个月了，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来喂猪？猪饿了一晚上。我说不就欠你一个月，我还你一个月，就这么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时城里人是一周六天，星期天可以休息。农民一周七天都下地的，没有周日休息的说法。你想我还他一个月我怎么还的了？

1978年的春节，农民都在家过年了。可是猪还是得有人喂，我就说好了我志愿，我说我就一个月在这儿喂猪，大家去过年。我从1978年的2月初整整干到2月28号晚上干完才回家。清华大学报到是1978年的3月3日到5日，我回家的时候是2月28日的夜里，然后两天在家里洗洗衣服、被褥，3日就原样行李驮在自行车后面去清华大学报到了。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别人高考完了不愿意再下地干活儿，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回家了。我那个时候觉得欠了人家一个月，既然一言九鼎，我就没有去拿录取通知书。因为录取通知书送到公社，并不送到村里，如果大家对北京的地理比较熟的话，公社在六里屯。六里屯离亮甲店也就一两公里，来回也得一小时，不知道哪天发榜，要请假浪费时间。我觉得既然欠人家一个月，反正每个小时都给人家补上，有时间我就下地干活，就去喂猪。我想该考就考上了，不该考也考不上，所以也不用操心去拿录取通知书。

腊月的一个早晨，我坐在村口修小推车，准备去别的村挖河。一个前街生产队的知青路过我们后街，也准备去挖河。他惊奇地喊我，说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公社的知青都传我考了公社第一名上清华了。我自己还不知道。

又过了几天，村大队书记骑车去公社开会回来，顺带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拿回来送到我手里。我这才看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心里挺高兴的，到村里供销社买了几斤牛奶糖给一起下地的农民，谢谢大家照顾我，吃完了糖我就继续在农村干活。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也没想着要回趟家，告诉家人，就把录取通知书塞在枕头底下，继续干活，一直干到了离上清华还有两天，我回家了。

二月底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年早过完了，外院其他考上大学的孩子早都回家了，高高兴兴准备上大学。我母亲问我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没考上大学，也不至于不敢回家吖。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一个多月，家人还不知道我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考上清华大学，考了全公社第一名。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当时我们家住筒子楼，我母亲哭着靠着墙就瘫下去了。

我当时真觉得没啥。今天想想，第一，男孩儿真是没心没肺。第二，做人要遵守承诺，人家给了我一个月，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也报答他一个月。

接下来说说我小时候成长的背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的幼儿园，我妈妈是俄语老师，后来中苏关系坏了，不需要老师了，就被遣散到中学去了。

因为这件事，再加上我母亲的出身不好，这也是发配的原因之一，我就只能去农村上的小学，魏公村小学，经常跟农民的孩子们一起吃，一起玩。晚上回家又住在城里边，就是住在大院里，现在回头看性格还是蛮扭曲的。

中国的录音磁带是我父亲发明的。当然美国日本早都有了，只是中国被人家封锁，自力更生，父亲1958年留苏时从广播天线改行研究化工磁带。中苏关系破裂，他提前回国，靠自己摸索着不但发明了录音磁带技术，还设计成套制造设备。

他在1965年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就有一个科学家的证，可以进出友谊宾馆院子里的科学会堂。周日可以带家人去看电影，吃西餐，买特供商品，上午一场电影是科教片，下午一场电影是故事片，科学家当时有这样的待遇。

我大概65年冬天，66年春天，在科学会堂陪父亲一起跟计算机下棋，就是一圈灯泡包围着灯泡组成的五星，跟朝鲜国旗图案类似，每次按下一个到四个灯泡按钮，谁按最后一个谁输。我相信中国人在那个时候碰过计算机的人，凤毛麟角。

周一到周六，我就在魏公村跟农村孩子混。我小时候吃窝头不觉得多难吃，吃西餐不觉得多好吃，并没有觉得人生有多苦，反正我就那么长大了，觉得生活好像都还可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外国语大学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老师游街，学生武斗。后来大学的老师学生们都去农村五七干校了，校园基本就空了。

我们度过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66年9月停课闹革命，大院儿里几百个孩子不用上学，没有老师家长管，图书馆锁门了，翻窗进去看外国画报。爬进大礼堂去弹钢琴，打乒乓球，去学生宿舍楼溜门撬锁恶作剧，再有就是去南长河、运河钓鱼摸虾，去巴沟、颐和园远足。 

67年复课闹革命，每天两节课：一堂课是天天读，学习毛选；另一堂课是隔天算数，隔天语文。有些认识我的朋友，知道我会吹口哨，老师在讲课，我们就从后排的桌子走到最前面桌子，站在讲台的桌子上，对着讲课的老师吹口哨，我的口哨就是这么学会的！

农村孩子跟城里孩子打架，比如说就扔砖头，然后以院墙为界，扔砖头互相打。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就已经被夹在中间了，因为我在外国语大学住，但是在农村上学，这必然牵扯到了一些人生的阴暗面。

农村孩子觉得我是城里的孩子，要欺负我，我就用我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幻灯片拉拢另一帮孩子保护我。城里孩子又觉得我常跟农村孩子玩，土，我又拉拢农村的孩子，去欺负城里大院的孩子。那时候经常一帮农村孩子跟我一块干坏事儿，惹得有一次四五个留校的病号大学生见我只有一个人，围着我打，我急了，一拳把一个大学生的眼镜打碎在他眼睛上，自己右手中指的骨头露出来。

后来有两个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

第一件事，我刚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在农村上学上的都没脾气了，挺习惯的。一天我正在魏公村小学上课，一个老师推门进来叫我去革委会办公室，里面有位从外语附小来的老师。他说我们四个人是受刘少奇迫害才到了农村小学，现在他代表毛主席来给我和另外三位同学平反来了。不由分说，他把我们四个人带回外语附小就近入学了。

在外语附小，我继续不时挑衅印尼归国的语文老师，觉得她中文太烂。有一天我们的算术宋世民老师把我母亲叫去谈话，把我留在楼道里站着，说完了我妈一句话都没说牵着我手就往家走。我这心里就打鼓了，忍不住问我母亲，老师说我啥了？

我妈说其实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你领回家，将来要不然就是罪犯头，要不然就是一个有出息的能人。我说我挺好的，不是罪犯头。回头想想，溜门撬锁的事都干过，当时也的确没觉得不好，在农村混，被城里人看不起，报复几下也应该。当然转学回大院里上学，没了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兄弟们，慢慢也就收敛了。

第二件事，不久我就上了初中，发现小学的时候因为不上课，所以没觉得学习有多好。我初一初二初三那三年，邓小平复出管教育，也就是江青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教育基本上就恢复到正轨，数学竞赛、分数榜什么的都恢复了。我忽然发现我比较轻松的能考到全班第一名，放学从不带书包，觉得甩手溜达上学潇洒，作业都在下一堂课偷偷做完。

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刚跟苏联打过仗，中学小学都挖防空洞。学校唯一一次数学竞赛，正好轮上我们班挖防空洞，不参加年级数学竞赛，我特别遗憾。其他五个班数学竞赛考完了，我就找一个别的班同学把题拿来，我就坐在防空洞土坡上，大概20多分钟就做完了，我基本肯定我全对了，挺遗憾没得到我们年级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这个事情对我其实触动也蛮大的。

我外公是国军中将，母亲50年从香港回国，从入境之时就被内定为怀疑对象，长辈的历史阴影影响到我，被定性为“可教育好子女”。我学习好，中学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我似乎看到人生似乎还有希望，在学校跟老师关系非常好。我当时也未必能看到出头之日，没有那么先知先觉，只是觉得不能自暴自弃，不能向命运低头。

人生真的有很多的偶然因素，后来我做操作系统，85年开始，到今天做了34年，说一句是中国做操作系统最老的那个人大概不为过。

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出国，考上出国生，不好好在实验室干活，看不上人家做外设的。我想当计算机的总师，后来实验室的几个人就创立了一家公司叫联想。虽然我没有帮到忙，但是见过当时的人，比如说柳传志这些人当年有多艰苦，这些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天才，都是一般人，可是他们真的做出了非常伟大的业绩。当时的人怎么会想到联想汉卡实验室将来变成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

1987年暑期由于护照和签证的问题，我不能去贝尔实验室打工，只好在伊利诺大学校园里的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找个活儿干。最早实验室只有四个研究生，一块儿写程序，用TCP/IP把巨型机的连上工作站和PC连起来，再把巨型机输出的数据显示到PC上。几年之后，这些程序慢慢演进，变成了今天的www互联网。我当时也不认为那几个人后来能发明全世界的浏览器，人家后来的人就真的发明了全世界的浏览器。

1992年，我是微软研究院第一个华人。很多人都说你很牛，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不能去那些大公司。

1979年西方国家签署巴黎协议时，那时候微软才是一个一二十个人的小公司，他没有参与美国政府项目，这是我后来“沦落”到了微软研究院的唯一原因。真的不是说我有多能干或者我专门去微软，其实我是想去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施乐实验室。

当时微软研究院91年底刚成立，一点名气都没有，但那里我拿当时护照签证唯一可以去工作的地方。后来谁想到微软爆发，当时根本就不认为微软厉害，后来又去做了微软的浏览器，我是第十号员工，做微软IE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觉得就是这个事有多伟大或者有多重要。

2007年8月31日，富士康投资我创立的科泰世纪公司，当天上午公司账上只有一万元人民币，有一百多号员工。钱到了之后，我就病倒在医院住了两周，之前低烧三个多月，怀疑癌症也没空去复查。

2000年我回国创业，然后一直坚持做操作系统。

最后弹尽粮绝决定放弃的那一天，2017年的5月31日，跟富士康一起成立的公司决定不做了。十天以后，6月10日，在我们谈了半年之后，韩锋老师通知我他决定投资亦来云。然后我们俩开始着手找人，写白皮书，组织私募，2017年8月份就正式启动亦来云项目。不到两年，已经做到亦来云全网开放自动运行了，新一代的互联网呼之欲出。

人生就是这样，你说幸运也好，你说是偶然也罢，人生就是很难规划，我非常庆幸刚才讲到生命中的一些贵人在关键时刻帮了我。另一个原因，我一直是比较阳光灿烂，吃点苦不觉得啥，反正命运还算是眷顾到我。

 Q: 在清华大学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首先就是说上清华其实非常的幸运，1977全国高考，十年没有正式大学了，有五年的工农兵学员，北京1977年的高考生大概是20万人，录取率是3%，所以能考上大学的概率是非常的小。

最主要几个感觉，在清华有人是天才，确实有人不用读书就把题做出来了，刚讲到比如说过有人目不忘，看完书了就记住。我就更是自律努力。那么第二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阴错阳差进了计算机系，幸运在哪？在于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落后。比如说磁芯存储器期时代，还都是最原始的计算机的形式，基本上那时候是山寨美国的机器，比美国晚个五年十年。有多幸运，我们在大四的时候，已经学习当时最先进的PASCAL结构化高级语言了，可以用PDP11/03小型机上机了，就是电脑终端键盘上打字，然后有显示屏显出你的程序，输出运行结果。当时我们班28个人，清华计算机系当然都可以，一百三四十个人，能够有坐在键盘上输入，那是全中国唯一的一所学校！当时我觉得这个条件，一方面接受最基本的手拨十三条（也就是手写十三条BIOS指令）、纸带、磁芯存储器训练，然后又可以用到比如说有键盘能够输入，能用到高级语言。这种训练，到今天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Q: 有什么推荐的书目？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当时看的书我真的不推荐，我刚讲到在农村碰到什么书看什么。后来我上了清华以后还是六天上学，周日我会用半天去清华图书馆看杂书，就是看小说，看文学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利用周日上午在图书馆读完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和许多世界名著，那时候还有伤痕文学，那时候人思想比较开放，读了很多闲书，包括禁书十日谈、1984、动物农场啥的。大学读书的主要动力就是为了泡妞，现买现卖，久而久之却也开拓了眼界。

 Q: 今天还有什么书目可以推荐？好久不读书、不看报了，原因就不解释了。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一方面生活好了，尤其是独生子女，追求自我，这其实是蛮应该，我觉得值得提倡。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民主竞选。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竞选口号，叫做"自己设计自己"。对我们班整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因为当时他岁数比较大，社会阅历丰富，提出这口号，大家辩论。因为他是我们班同学，大家怎么帮助他竞选。回头看自己设计自己，我们今天能不能有所追求？

做操作系统，其实是一个挺不明智的选择。就是因为当年我想做计算机总师，后来学了阿姆达尔定律，计算机的硬件并行计算出路不是很大，所以就决定改行。选了操作系统，其实操作系统更悲催。因为操作系统不是做不出来的问题，而是生态做不起来，可是当时不懂。

大家想，微软是否做得出手机操作系统？黑莓是否做得出手机操作系统？诺基亚是否做得出手机操作系统？这么大的公司做的手机操作系统都失败了。现在的手机操作系统就剩苹果跟安卓了，大家很多人问我操作系统有没有希望，那么显然不是做不出来的问题，而是生态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回头看，自己设计自己是什么？追求自己的梦想。今天的年轻人能够衣食无忧，接下来其实大家应该比的应该是到底心里边希望追求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希望大家要有追求。

 Q: 中国操作系统是不是靠亦来云了? 

这句话我稍微说一下。操作系统一定没有一个叫中国操作系统，我其实是挺反感说中国操作系统。因为操作系统是做生态的，比如说谷歌的操作系统做完了，中国人是不是在用，那么中国做一个操作系统其实也一样，不应该只是中国人用，比如该美国人用，该世界各国人用，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叫网络操作系统，互联网是大家交流的平台。

那么到今天为止，如果大家有人是做编程语言，操作系统，互联网，这三件事都是大事，这些事情的母语就是今天的文档。我们不说互联网的内容，互联网内容，比如说新浪腾讯阿里巴巴都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做系统的时候，比如这些框架，这些语言大部分是用英语的，涉及到中文的还是非常的少。

那么如果我们不学英文，不去用英文跟别人交流，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又回到闭关自守了。所以我不认为有一个操作系统叫做中国操作系统，因为比如说2000年回来希望能做出操作系统，但绝不是希望能做出一个只给中国人的操作系统，一定是要给所有人的操作系统。

然后能不能靠亦来云，我直接就给个简单结论是不能。因为有四种操作系统，大家认为的操作系统，一般来讲是电脑、手机上的Windows、安卓，我们叫它端操作系统。那么还有一种操作系统大家也容易理解，叫物联网操作系统，物联网操作系统其实是物联网设备的“物操作系统”，专业的术语叫实时操作系统。像这种就是没有虚拟地址空间的设备，比如音箱，更小一点的设备传感器，硬盘、网卡，就这些设备上边用的单一地址空间，单进程的这种多任务的操作系统，这叫外设操作系统也好，叫物联网的操作系统也好，这是第二类操作系统。

第三类操作系统，现在我们亦来云做的叫网络操作系统，比如说微软2000年设计的.Net。用网络作为一个平台，网络就是计算机。如果网络是个计算机，那么网络计算机需不需要一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个就是.Net，像亦来云这类网络操作系统。刚才讲到像网络操作系统就不能分是哪国的了，因为它跨设备，跨国界。

第四类操作系统就是虚拟机OS，比如说Elastos Runtime。现在很多虚拟机了，但是虚拟机还跑Linux吗，还跑Windows？虚拟机能不能做出虚拟机操作系统？这是第四类的操作系统。

我刚才说了有四类操作系统，如果我们听众里还有人从华为出来的话，我就想问问了，华为做的是哪一类？华为做了LiteOS，就是物联网类。华为大概还做了第一类终端OS。那么华为离网络操作系统，离虚拟机操作系统还有多远？这里还有一个软件文化问题，做产品的思路是“利己”，做生态的基础是“利他”。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也就是一代人。现在公司高管还是老一代，穷怕了，太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了。我回国坚持了20年，宣传网络OS的重要性，但认可的人屈指可数，其实也是一个让我颇为感慨的地方。

我在中国说了20年，为什么没放弃？简单说，今天还没有人说得出这个概念来。如果我20年前说的概念，中国今天还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挺遗憾的。当然微软也说了20年，在美国也没被广泛接受，所以互联网界、IT界，我说是一个很悲催的行业。我看一下听众里有我们亦来云社区的人，我们大概6月17日就DPOS上线，亦来云全网开源、开放、自运行。这件事完了以后，大概就是6月底能够上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我们在构建一个新的互联网，叫Smartweb，还要有新的浏览器，代号叫Trinity，三位一体，讲的是网站、浏览器，http等网络协议三位一体。如果我们拿微信来比方，微信里边内置了浏览器，内置了公众号，你的微信就能找到公众号，其实就已经是浏览器能找到网站了，这是新的一种互联网的形式，你已经看不见http了，所以实际上亦来云做的事跟微信很像。

微信就是一种网络操作系统，所以刚才讲到网络操作系统，还忘了提腾讯，比如说微软到.Net，到亦来云，还有微信，都是网络操作系统，因为它们跑小程序。微信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微信不中立，因为它后边有公司在控制，也很难想象一个互联网后边有个大公司在运作。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定要跑原生代码，就一定要跑出CPU的效率来，这才叫操作系统，微信短期内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

刚才也回答大家说有没有可能靠亦来云，亦来云在中国大概一百人左右的团队，离做一个网络操作系统或者做一个互联网差的还是太远了。

 Q: 如何评价中国基础教育? 

我其实好久就没有到学校去过了。我觉得大家要有所追求，比如说自己喜欢什么，有所追求的最开始就是追求真理，不管是学数学，学物理，学历史，学文化，什么是你认为的真？大家认为的真不见得一样，但起码你要追求你心目中的真实。比如说我就认定一件事，坚持了20年。我认为网络操作系统就是要接管所有的网络通讯，而传统终端操作系统上所有网络通讯都是APP做的。网络操作系统上APP不能通讯，所有通讯都是操作系统做的。那么就这么一条，我觉得我在微软设计到那的时候，我懂了，我理解了。而且这个事一定要从原生代码走，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一定的。

微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我就辞职回来带人自己做，就这一件事：OS接管网络通讯，20年了。在世界上不是特别被人认可，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别人还没做出来，我就不能放弃，如果我要放弃了，中国或者世界上就没人做了。

我在同济大学教过课，我也在清华大学也教过课。很多教授都会觉得国家有中长期规划，国家有科研经费，招标指南写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说你觉得什么应该做。我认为网络操作系统还没人做，那我就应该做，我不管指南有没有也应该做。

学术自由，不能太势力，我觉得教育应该支持这些坚持追求真理的人。